1930年12月30日，江西永丰龙冈，红军指挥所附近。一名穿着灰布军衣、帽子不知去向的俘虏，被押到毛泽东面前。他身材肥胖，神情狼狈，却仍认出了眼前这个多年未见的旧识，拱手说道：“润之先生。”
这人正是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。几天前，他还带着部队深入中央苏区，准备立下战功；此刻，师部和两个旅已经被红军击溃，连同他本人在内，大批官兵成了俘虏。
有意思的是，张辉瓒并非没有察觉危险。
第一次“围剿”开始后，国民党军依仗兵力和装备优势，从赣江一带向苏区推进。红军没有立即迎战，而是主动离开原有区域，向东转移。张辉瓒率部追赶，却接连扑空。对一支急于寻找红军主力的部队来说，这种“看不见敌人”的顺利，本身就很反常。
当时，国民党军约有十万人，红一方面军约四万人。兵力差距摆在面前，红军如果在根据地外围硬碰硬，很容易被对方凭借兵力展开包围。毛泽东判断，必须把敌人引进根据地深处，让其远离补给线，疲惫于山地行军，再寻找局部歼敌的机会。
这个判断，并不是简单的退缩。
1930年10月至12月，红一方面军内部曾围绕作战方向发生争论。有人认为，红军应当主动出击，攻打南昌、九江等城市；也有人担心，一旦放弃部分地区，群众和地方工作会受到损失。毛泽东则反复说明，暂时退让是为了掌握主动，不能把战略退却混同于逃跑。
他曾用拳师过招作比喻：力气不足时，迎着对手的全力一击硬顶，未必是勇敢；退开一步，使对方失去重心，才可能找到反击的机会。这个道理听起来朴素，真正执行却很难。因为部队后撤，意味着要放弃已经经营多年的村镇，也意味着群众可能遭受敌军侵扰。
毛泽东对此并不回避。他提出，局部地区暂时受损固然令人痛惜，但若为了守住一处地方，导致主力被敌人合围，整个根据地都可能遭到破坏。问题的关键，不是“退不退”，而是退到什么地方、如何退、退后能否形成反攻条件。
红军转移过程中，也没有一味后退。小布一带曾两次设伏，但敌军因得到消息而没有进入伏击圈，红军只得撤回。有人或许会认为这是错失战机，实际上，这种宁可放弃机会、也不在条件不成熟时冒险出击的做法，正体现了“初战必胜”的谨慎。
张辉瓒的部队继续推进，逐渐与其他部队拉开距离。12月29日，他率师部和两个旅进入龙冈，另一个旅留在东固。谭道源部在源头，毛炳文部则分布于洛口、平田、东山坝一带。几支部队之间出现了间隔，张辉瓒的部队由此变成一支孤军。
红军等的就是这个时刻。
龙冈地形多山，便于隐蔽和分割。红军主力从多个方向秘密集结，地方赤卫队也承担了侦察、带路和封锁消息的任务。张辉瓒虽然怀疑红军可能设有埋伏，但他更担心错过追击机会。此前一路没有遇到主力，反而让他相信红军正在撤退。
他曾对部下说：“不能再犹豫了，明早出发。”
这句话，后来成了一个决定性的选择。
12月30日清晨，龙冈山区雾气弥漫。张辉瓒部队从驻地向前推进，红军先以部分兵力正面阻击，诱使其继续展开。战斗持续到中午，张辉瓒部凭借较好的火力，多次向山地进攻，红军也付出了伤亡。
但这并不是一场单纯的阵地对攻。红军其他部队正在从侧后方迂回，逐渐切断张辉瓒师部与后备部队之间的联系。到了下午，包围圈已经收紧。张辉瓒部队失去统一指挥，山地道路又被封锁，原本的“铁军”很快陷入混乱。
下午4时左右，红军发起总攻。冲锋号在山谷间连续响起，红军从多个方向压缩阵地。地方武装也参加了搜索和追击，国民党军官兵纷纷放下武器。张辉瓒试图换上普通士兵的军装混入人群，但还是被认出并抓获。
面对毛泽东时，他谈起早年在长沙见过对方，又问部队为何败得如此惨。毛泽东没有讥讽，只是拉着他坐下交谈。根据相关回忆材料，谈话中毛泽东曾平静提醒：“你忘了退避三舍、城濮交兵吗？”
“退避三舍”出自春秋时期晋楚城濮之战。晋文公为兑现承诺，军队后退三舍，既避开楚军锋芒，也争取了有利位置，最终取得胜利。毛泽东借这个典故说明，战争中主动后退并不等于畏惧，真正重要的是能否用空间换时间，用退让造成敌人的分散和疲惫。
张辉瓒没有再争辩。
龙冈战斗结束后，红军全歼张辉瓒师部和两个旅，俘获张辉瓒及大批官兵，缴获枪械和军需物资。这场战斗成为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关键胜利，也使“诱敌深入、集中兵力、各个歼敌”的作战思想得到实战检验。那句提醒，恰好点中了张辉瓒败因：他带兵向前，却忘了对手正在有意后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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